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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商”是促进 “黔商”发展的力量
编辑:sh-gzcoc.com  来源:中华黔网  日期: 2009-7-9
  锯史料记载,贵州银钱兑换业在宋、元后已开始萌发。由于远离中原和多民族杂居,币材和成色比较繁杂、银钱的分割化零、集中成型以及大额运送都是一般商人所难为的,所以明清时代的银钱兑换业已成为贵州境内市场交易和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中介。
  典当、钱庄、票号等具有近代金融性质的机构在贵州也发育较早,因为它们源于货币兑换并与商品流通的需要相联系。据《高宗实录》226卷记载,清代以后典当业最多的地方除京津、山西和广东、福建等传统商业发达地区外,也包括甘肃、贵州和陕西至光绪年代,钱庄、票号在贵州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涌现。其中:一部分由本地货币兑换业及一般商号发长演变而来;另一部分来自外地,如由  而入的“天顺翔”、“兴顺和”和由陕而入的“百川通”等尤为活跃,还有官营的押当和银钱号。光绪三十四年贵州创设官钱局,在遵义、安顺、毕节、铜仁、黎平等府没有分局,桐梓、湄潭、古州等地设有办事处,主要经营存货、汇兑、金银买卖、票据贴现、同业拆借等近代银行业务。
  清代官府大多重视这些“钱商”,如道光年间贵州巡抚贺长龄认为,钱票有利无弊,商即便于取携,官亦籍省赉运,国民两利,故主张其自由发展。乾隆年的官府对一些典当行借予“皇本”并允许经营存款。雍正九年在毕节设宝黔局开铸制币以满足市场需要,为整治货币流通,官府对私铸小钱及货币市场进行干预,光绪年间因铜价高昂而停铸制币改铸黔宝银饼、并设公估局审定金属货币的重量和成色,推行公估平衡,以保证和稳定商品流通。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清代的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已相当兴旺,并与重庆、常德、柳州、汉口、上海、昆明等重要的经济中心通汇,对当时的商品流通和商业资本积累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并由此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而在实体经济面,汞、铅、铜和鸦片、木材、桐油、五倍子等土特产大量输出,食盐、纺织品大量输出,水陆交通大为改善,商业性农业(烟草、油菜、棉花)显著发展并促进了粮食生产,纺织、印染、锻铸、粮食加工等手工业也相应兴旺起来。
 
  民国期间,随着国家近代银行制度的建立,官府局改为贵州银行,逐渐出现了中央银行贵州支行、中国农民银行贵阳分行、中央储蓄会贵阳分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贵阳分行、金城银行贵阳支行、中国银行贵阳支行、交通银行贵阳支行等二十多家近代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也有长足发展。所有这些,对贵州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工商企业筹措和运用资金,建立近代公司,进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与流通等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古典经济学家们在论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时,一般会注意到工商业活动和技术创新。然而,以研究经济发展而著称的熊彼特却发现了信用体系的财富创造功能。他认为技术创新虽然是简单再生产之上的新组合,而银行家介于想要形成新组合的人们和拥有生产手段的人们之间,提供了超越了现存商品基础的“非常信用”,从而在本质上导致了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看发,他发现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技术创新的直接结果,只有在金融革命发生(近代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资源得以高度流动)后它才有发生可能。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则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重要作用。即:集中与分配社会闲散资金、提供和创造货币、促进资源在部门间的再分配、节约流通费用、加速资本周转、促进资本集中与垄断。纵观贵州历史上的“钱商”不也正是起到过这些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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