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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上的黔商:多老板,少企业家
编辑:sh-gzcoc.com  来源:上海贵州商会  日期: 2009-7-9
  商者,买卖之人也。做买卖之人何以称为“商人”?因为西周初年,住在殷地的商族人“肇牵牛羊,远服贾”,首创古代的商业,故把买卖人称为商人,而做买卖则叫经商。追本溯源,华夏第一商,当数炎、黄二帝。他们是最早提倡和发展商业的人。
  古代贵州,地瘠贫穷。中原商贾辐辏之时,贵州却多是以物易物。明代商业繁盛,商帮兴起,如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微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海商帮等驰聘大江南北,财务随着他们的足迹而涌动流通。贵州虽建省,却只有驿道上的贩夫走卒肩负着商业的重任。
  进入近代,但泸商、晋商、陕商、微商、粤商、川商、赣商、湘商、以及宁波帮、绍兴帮、南京帮、扬州帮等已经富可敌国,左右官府,交通洋人,黔商才开始形成,并缓慢而艰难地进行以鸦片贸易、食盐经销、贩运洋纱洋布贵州土特产为主的资本原始积累。在“时代落伍者”的贵州,“社会零乱乖错,似千百年之旧态:民智酣梦否塞,依然三代以上之故习”。而黔商的兴起,成了推动贵州走向近代化的一股重要力量。但大山阻之,财力限之,民智塞之,有多少人在经商之道上攀爬沉浮,聊以养家糊口,或小有积蓄,转而投资置屋买田,甘当土地经营者,却视商海为畏途,坚持经商的多数,总在山坳上徘徊。
  然而,依然有一批心志远大、敢冒风险、具有大山风骨和大山深蕴的黔商,从山谷爬至山腰,喘口气、咬咬牙、翻过山坳,走出山门,实现了通江达海、一展宏图的宿愿。其中的佼佼者,如华之鸿,以经营盐业制富,创办机械造纸厂、文通书局,又扩建茅台酒厂、兴办公益事业,支持辛亥革命。华之鸿逝世后,其长子华问渠子承父业,出任文通书局总经理,进一步发展了文通书局的文化产业,最后成为了全国著名的七大书局之一。通过罗致人才,长途贩运,广设商号,走出贵州,走向全国并走进香港和东南亚的“安顺四大商号”之首的帅灿章,成为巨富后,倾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捐资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反哺故乡。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援贵州建设,他先后投入贵阳的资金达4.7亿多元,折合黄金5307两。毕节的黔商刘熙乙,以贩运鸦片、食盐致富后,投资工商金融,成为商界巨擎,曾出任贵州银行总经理,其经营的工商业务遍及省内外,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为时人所敬仰。此外,以创办“群名社”在上海扬名商界的蔡衡武,致富后不忘为家乡培养人才,资助贵州留法勤工俭学的王若飞等10余人;始创“赖茅”的赖永初,江南许多省份和香港都有他经营的商号、钱庄。他先后担任过重庆市银行和贵州省银行总经理,成为贵州工商界、金融界和教育在民国年间的名流。
  清末民国年间,一批黔商走出山门,闯荡商海,在中国商界中黔商有了一席之地。他们的成功,一如华之鸿所秉持的经商与做人原则:“钱财乃田地间公物,用之当则福,用之不当则祸。众人皆贫我独福,夫何快哉!”二如原籍湖南,后在贵州创办贵州企业公司、担任总经理兼董事会董事长的彭湖所言:兴办企业,人才为要,“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改革开放以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潮起潮落之间,黔商顺天应时而起。他们中的诚商良贾,为富民兴黔殊多贡献,恕不一一列名。
  半轮甲子过去了,黔商多数仍在改革开放的山坳上跋涉,远未有清末民国年间黔南中先进者能邀游商海的气势,别说与浙商、苏商、闽商、粤商比,就是与四邻居的川、渝、桂、滇的商人比,也难望其项背。原因何在?愚以为缘于历史文化的惰性,多数黔商孤军苦斗,难成集群,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既乏财力底气,也乏文化底蕴,一老板而已。故笔者曾戏言:“贵州多老板,少企业家。”即使堪当企业家者,难免鱼龙混杂其间,这鱼虫者不缺企业家的钱财,惟缺企业家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故难以修身、齐家、富国、利天下。
  黔商正处于“行百步半九十”的关键时刻。翻过大山,走过山坳,山外有山,山那边还有大江大海。古人教诲读书人的那句名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若改为“金山有路勤为径,商海无涯苦作舟”,不也可以作为黔商的座右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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